杨虎城为何长期未获中共信任【4】

　　杨虎城对中共若即若离，毛泽东写信要求其明确表态“为友还是为敌”

　　杨虎城对中共的这种冷漠态度在1936年6月发生了改变，因为此时杨因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收买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因而“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但中共方面显然已经对杨虎城产生了怀疑，一直负责十七路军交通线，对十七路军情况十分了解的梁明德明确认为，“对杨不要估计过高”。即使是这次杨主动找红军，看上去也“还不是十分需要，不过作一种不要断的声势”。

　　果不其然，在之后几个月的接触中，杨虎城与中共都若即若离，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正因为如此，中共内部对联合杨虎城的结果多不乐观。

　　1936年7月30日，谢华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第一次报告中说：“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北来发动西北抗日工作。在这半年当中，与十七路军谈判很多，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态度还好，但缺乏勇气，不敢发动。……我们现在还是耐心地进行讨论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到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这种谈判。”

　　杨虎城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让毛泽东很恼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无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直到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杨虎城担心蒋介石腾出手来对自己和十七路军不利， 害怕蒋调集大军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自己地盘全失，因而“甚觉形势急迫”。

　　蒋介石的压力终于促使杨决意与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电告中共中央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就是杨虎城（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此后，双方终于开始积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