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次下野前的蒋介石及其对张学良的态度

　　九一八之后的蒋介石，情况并不比张学良好太多。党内的分裂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国难而终止，如果说各派势力对于“倒张”尚且还停留在计划层面的话，那么以蒋的下野来结束“宁粤对峙”已然是一项板上钉钉的政治交易了。

　　九一八的爆发同样是超出蒋介石预料之外的，即便是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蒋最焦急的事情也根本不是如何提防日人在东北的阴谋，反而是忧虑其嫡系武力中央军因为陷在江西的剿共战场，没有余暇应付广东“非常会议”方面正在展开的军事进袭。

　　他甚至在构思要通过佯装对粤求和，表示愿意下野，来骗取粤方主动退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事变的爆发，打乱了蒋的上述部署，不过也令他能从前面左支右绌的窘境中抽身而出，间接为其争取到了与粤方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时间。

　　东三省的迅速沦陷使得蒋介石的政治声誉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正是由于蒋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才会招致九一八国耻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材料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做出的决定，然而正如黄自进所指出的，上述说法依然无法洗脱蒋、张二人对关东军动向出现重大战略误判的责任：

“蒋介石认为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既然两国政府无意开战，零星的军事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谓‘不抵抗政策’就是衍生于此一判断······

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这些指示自然成为9月18日事变当晚，东北军应付时局的准则。”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是贯彻了蒋介石的意旨也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