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打落水狗”：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

　　因而事变爆发后，日本本土对于事变的看法亦相当分歧，如果日本政府都没有能力约束关东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么即便国府直接展开对日交涉，成功把握恐怕也微乎其微。

　　▲1932年1月，若槻礼次郎与犬养毅（右）在东京

　　蒋介石在日记中怒斥孙科、伍朝枢等人“勾结倭寇以卖国”虽为愤激之语，却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粤方人物在蒋氏下野之前对东北局势的解决就持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东北问题完全是张学良一手造成，所以只要惩办了张学良，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对日交涉，事变解决是大有希望的。

　　恰好在此时，日本国内政局同样发生了变动，与国民党素有渊源、并且力持中日亲善政策的犬养毅于12月13日奉命组阁，担任首相。犬养毅于上任后的第二日，即派遣友人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前往中国进行谋和活动。日本政府就此和粤方人马组建的国民政府搭上了线。

　　萱野的对中交涉颇为成功，在12月24日发给犬养毅的电报中，他表示：

　　从萱野的上述交代中可以看出，孙科的南京政府打算彻底抛弃张学良，并通过新组织一个名叫“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机构，将国府的行政组织长足插进东北。这样一来，国府既能在名义上保全对东北的主权，又能够通过在日本侨民“商租权”等问题上的退让，满足日人的要求，平息事态，最终换取关东军的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