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被挡在城外，英法联军一怒之下竟将广州变成“抵押品”

　　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磅上升到5300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担上涨到21176担。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地方力量的集聚成了广州问题的导火索。鸦片战争后，除广州外，其余口岸都按时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的权利，唯独广州的居民强烈反对英国人入城。夹在广州居民和英国人之间、时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迫于无奈在1846年1月宣布广州开放入城，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广州城内一片混乱。老百姓们抨击他的政策，说他阿谀奉承，更有甚者放火烧了他的衙门，情势危急下耆英又不得不修改了公告。

　　 耆英

　　好在英国人并未借此机会强行入城，而是选择退一步推迟入城，不过“退一步”并未“海阔天空”，入城时间虽然推迟，但是期间广州居民与英人的冲突还是大大小小不曾间断。

　　不久后耆英告假，清政府又指派了两名新官员接替耆英的位置，不巧的是新上任的徐广缙和叶名琛二人都是排外势力的代表。面对着广州城内紧张的态势，这两人通力合作，对洋人采取一种不作屈服的傲慢姿态，同时暗中鼓动民众中的反洋情绪，鼓励他们阻止英人入城，袭击英国人及向英国人投掷石块甚至杀戮的事件时常发生，中英关系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