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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溯源及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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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英帝国主义为达到侵略中国、分裂西藏, 使西藏成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 置西藏于英国的完全控制之下, 成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非法召开了“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就是这次会议中非法秘密交易产生的, 虽然无效, 但成为了当今中印边界争端的渊薮, 于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忠实复原、研究这段历史, 对当下发展中印关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中印边境; 自卫反击战溯源; 启示;

  作者简介:李安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

  作者简介:池海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反恐维稳教研室主任;

  作者简介:陈明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反恐维稳教研室讲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西南边疆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6BKS130

  A History of the Border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Implications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西藏从未真正的独立过。M國时期, 英帝国主义非法召开“西姆拉会议”, 炮制“麦克马洪线”, 企图使西藏D立, 其政治阴谋本质核心就是侵略中国和分裂西藏。英帝国主义制造的这一历史罪证, 给中印两国留下边界争端的渊薮。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扩张政策, 妄图实现“大印度联邦”狂想。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 印度更是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10月12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F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 竟然下令把中国军队从印军入侵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0月17日, 印军向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发起猛烈炮击, 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前提下, 对入侵印军进行有力还击, 中印自卫反击战全面打响。战争历时一个月, 最终以中国军队胜利而结束。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半个世纪的今天, 中印边境并不平静, 研究中印边境争端的历史, 对当下发展中印关系尽早解决两国边界争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一、英非法策划“西藏D立”的政治阴谋

  “西姆拉会议”是M國二年 (1913) 10月至次年7月英国策划的在印度西姆拉 (Simla) 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 是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将西藏地方从中国分割出去的会议, 是英帝国主义者一手策划了妄图侵略西藏、鼓励和支持西藏D立的政治阴谋诡计。其中“麦克马洪线”就是这次会议中非法秘密交易产生的“怪胎”。这次会议虽然是非法无效的, 但其影响十分深远, 纠缠中国的内政外交, 对M國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印关系以及中央政F与西藏地方政F的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至今仍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渊薮。1911年, 中华M國成立, M國中央初告组成, 但国内政局动荡, 内战频繁, 军阀混战不断。特别是西陲边地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4省藏区政治局势混乱。英国趁M國中央政F无暇西顾之机, 竭力挑拨西藏地方政F与M國中央政F之间的关系, 制定并推行一条侵略、分裂中国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4省藏区、以及吞并西藏东南部的门隅、珞渝和察隅广大地区的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据此, 英国非法召开了“西姆拉会议”, 炮制了“麦克马洪线”, 其政治阴谋核心就是侵略和分裂中国西藏, 以实力帮助“西藏D立”, 特别是在第十三世D赖喇嘛本人并未十分坚决地要实现“西藏D立”的时候, 英国却坚决要实现“西藏D立”。英国要实现的所谓的“西藏D立”, 其实质就是要达到使西藏对英国“绝对依靠”、十分真心诚意、“完完全全”归属于英国势力, 从而能够分裂中国、侵吞中国西藏地方东南部大块领土的目的, 使西藏成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 置西藏于英国的完全控制之下, 使西藏成为其殖民地。
  1913年10月13日至1914年7月3日, 由英帝国主义者采取奸诈、强权等交替并用的手段, 一手策划、酝酿着重重阴谋, 给中国造成重大后患的, 讨论主权、地界等西藏问题的会议在中印边境的印属西姆拉举行, 史称“西姆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帝国主义代表麦克马洪, 副代表罗斯 (A Rose) , 英帝国主义西藏事务顾问贝尔, 中国中央代表陈贻范、副代表王海平, 中国西藏地方代表伦钦夏扎, 助理台吉赤门·诺布旺杰, 乃谆堪穹旦巴塔杰, 仁希大家多娃, 穹让寻巴, 雪谆土登阿旺及三大寺代表各1名, 英语翻译丹巴及警卫官40名。
  “西姆拉会议”由英国首席代表麦克马洪主持。会议一开始, 中国西藏地方政F代表夏扎即按照事先与英帝国主义方代表秘密商妥交易的方案, 首先向中国中央政F代表提出了“西藏D立”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西藏地位、疆界问题和藏印贸易问题”等六项強硬无理的要求。
  夏扎议案中的6条内容, 咄咄逼人, 无理之极, 其本质是与英帝国主义互相勾结, 妄图达到“西藏D立”的目的。其要害在于妄图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F的一切联系, 力图使西藏演变成为一个囊括西藏和甘肃、青海、四川、云南4省藏区在内的“大藏区”, 并使这部分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以达到“西藏D立”之目的, 名义上虽然保留有所谓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国地位, 但实质上则是建立一个完全依附大英帝国的附庸, 也就是使西藏及四省藏区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即所谓“大西藏国”, 并妄图通过中国中央政F、英帝国主义、西藏地方代表的三方承认, 使其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完成形式上所谓的“西藏D立”合法化。这种企图是狂妄的, 它远远超出了第十三世D赖喇嘛原来的要求。事实上是要将元朝在全国藏区分设的“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的辖地, 合并到一起;要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划归西安办事大臣管辖的安多藏区, 划归四川总督管辖的康巴藏区, 合并到西藏噶厦管辖的范围中去, 而噶厦从未管辖过这些安多、康巴藏区 (这些地区仅新龙曾由清廷赐予过D赖) 。据《西藏史》记载, 会议召开之前, 夏扎向贝尔转达了第十三世D赖喇嘛提出的解决藏事的4条意见, 这一意见就是第十三世D赖喇嘛原来的要求。可见夏扎提出的6条都是由英帝国主义代表怂恿提出来的, 特别是关于“西藏D立国”及其范围这两项, 完全是由贝尔事先勾结西藏地方代表筹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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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英国代表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策划的6条具有深层次的侵略和分裂西藏, 制造“西藏D立”的政治阴谋议案, 中国中央政F代表陈贻范坚决维护中国西藏的主权, 否定西藏D立, 阻止英国吞并西藏的政治阴谋, 否决了夏扎提出的无理强行要求, 并于10月23日致电中国中央政F, 报告了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的态度和英国代表操纵会议等事项

  11月1日, 陈贻范根据中国中央政F的指示, 对西藏地方政F代表夏扎所提议案提出了答复意见书。陈贻范在答复意见书中回顾了汉藏的历史事实, 阐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并提出7条议案。

  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夏扎提出的议案和中国中央政F代表陈贻范提出的议案来看, 双方所议提案悬殊很大。11月8日, 中国中央政F代表坚持以驳复七条为序, 英方代表主张先解决中藏界务。其实中国中央政F代表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争执与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西藏主权”和“西藏地区的范围”这两个方面。因双方意见相差甚远, 会议达到不可缓解的地步, 所以会议陷入僵局, 于是会议转入互相申辩驳述的非正式会谈的阶段。陈贻范提出的答复议案中的7条, 核心是坚决维护中国中央政F代表对中国西藏的主权, 论证和声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否定了英帝国主义妄想“西藏D立”的政治意图, 对西藏与邻省分界问题, 没有划分西藏与中国之间疆界的必要, 坚持了原界, 没有同意英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强求, 有效地粉碎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分裂和吞并西藏的政治阴谋。陈贻范在草案的“前言”中以史实严词驳斥了夏扎提出的种种荒谬说法与主张, 在条约正文提出要求与会各方均承认西藏为中华M國领土的一部分。至于中央政F在西藏的权力, 西藏应照向例尊奉不变。英国不得将西藏地方或其部分土地、人民等并入英属地。中央应派大员常驻西藏拉萨, 权限照旧, 设卫队2600多人, 其中1000名驻扎在西藏拉萨, 其余的1600人分扎于西藏各处。内地省份与西藏分界按附图等。因此, 两个议案悬殊很大, 会上围绕着“西藏地域范围”和“西藏D立”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代表合理、合法的抗争, 在“西姆拉会议”激烈的交锋中有力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

  操纵会议大权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 看到夏扎所提草案被强力反驳, 再也站不住脚, 于是不让各方就两份草案内容进行辩论, 企图以英国利益拟出的英方草案施压中国代表承认。但这份英方草案呈报给伦敦英国政F, 未获英国政F的批准, 麦克马洪就此玩弄不同花招, 要双方讨论“西藏领土”界限和索赔的相关事项, 故意拖延谈判时间。这一阴谋遭到陈贻范的坚决反对, 他抗议英方改变原定会议议程, 因原定主要议题是讨论西藏地位。但是, 尽管陈贻范一再据理力争, 麦克马洪仍以中国中央政F代表如不参加讨论边界, 他就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直接讨论来强加威胁。针对英方代表的横蛮无理、强词夺理, 陈贻范请示北京当局, 北京当局对此采取妥协的态度, 同意首先参加边界讨论。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 夏扎提出其私下与贝尔、罗斯策划好的反驳陈贻范草案约6000字左右的所谓“辩驳书”。陈贻范在随后的会议中, 用了大量的历史实证批驳了夏扎提出的“辩驳书”中的种种谬论。

  这份所谓的“辩驳书”完全歪曲历史事实, 在大谈唐代时西藏已是所谓的独立国之后, 即转到吹嘘第五世D赖喇嘛已成为所谓“自打箭炉以上全藏地区整个政教的主宰, (西藏) 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其间完全避而不谈元、明、清三代中央政F对西藏各级政权机构的设置和官员册封等种种主权统治措施。夏扎接着提出西藏与内地分界应以唐穆宗 (822年) 会盟碑的边界为基本点, 换言之, 也就是要恢复吐蕃时期的界线, 这完全体现了其建立大吐蕃式国家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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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策划中国与西藏界分的政治伎俩

  英国代表经过1个多月的观察后, 拿不出有关实证, 只好以当时直接提出“西藏D立”的时机还不成熟为由, 于11月中下旬以所谓调解人的身分提出了会议转入小组会, 由中、藏彼此开会讨论。英国借口中国中央政F、中国西藏地方两方议案悬殊, 要求集中讨论所谓中国与西藏的边界问题, 以便为它后来提出划分内、外藏的政治阴谋做充分准备。因此, 中国中央政F代表、中国西藏地方政F代表与英帝国主义代表三方会议在12月下旬休会, 于1914年1月12日, 转至印度新德里恢复全体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会议上, 中国中央政F代表陈贻范和中国西藏地方政F代表夏扎各自提出了对所谓中、藏边界问题的边界草案。:

  2月17日,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貌似公允, 以“调停人”的姿态将陈贻范和夏扎的申述书交由英方代表详细审阅后, 提出了关于中国西藏与内地界限《调停意见书》。在《调停意见书》中, 英国代表公开提出了将西藏和内地四川、青海、甘肃、云南4省藏区分别划为“外藏”与“内藏”的建议, 外藏为金沙江以西地区。外藏境内所有一切权力任何方面均不得干预, 事实上是外藏完全脱离中国, 由西藏地方政F管理, 中国政F不得干预, 即由藏人自治, 中国虽可享有过去在内藏的权力, 但如规定土地、人民不得自西藏属地中分出则甚完善;内藏为金沙江以东地区, 归汉藏共管。英国的这个主张反映了英国侵略西藏步骤的重大变化, 是妄图先将所谓外藏从中国分割出去, 置于英国控制之下, 用外藏自治之名, 行西藏D立之实, 而暂以内藏为缓冲地带, 待其在藏势力进一步巩固后再进行进占, 把西藏首先是“外藏”置于英国的完全控制之下, 最终使整个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原打算趁中华M國混乱之初和袁世凯有求英国承认和财政支持, 将西藏 (包括4省藏区) 分裂出去, 成为英国之附属国。但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包括4省藏区上层人士的坚决反对, 以及中国中央政F代表陈贻范在数次会议上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依据, 驳斥西藏代表要将4省藏区划归西藏管辖的谬论, 加之当时西藏无力占领和控制4省藏区的事实。因而英国不得不改为参照沙俄侵略蒙古、划分内外蒙古的方式, 分两步走来实现“西藏D立”。第一步先“外藏”“自治”, 即由英人控制;“内藏”属于西藏, 但暂由内地管理, 到西藏强大时再收为西藏管理。其实, 2月17日当日, 英方就首次提出划分内、外藏的意见。英国代表提出的所谓的内、外藏划界界线与中印边界界线 (史称麦克马洪线) , 是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历史罪证, 谬论流传, 影响极坏, 查理斯·贝尔在《西藏史》中对西藏的划界就是非法炮制的佐证。因为与中国所提交的傅嵩炑奏设西康省附图划定的康藏界线相差甚远, 所以, 中国中央代表竭力抵制把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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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当时中国中央政F的软弱和英国的高压手段, 中国中央政F代表陈贻范也未敢立即断然拒绝, 只好虚与委蛇, 拖延时间。然而夜长梦多, 麦克马洪看出了中国代表的犹豫和信心缺乏, 遂加大施压, 并于3月11日, 由英国代表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划分内、外藏《调停约稿》 (又称《调停草约》) 11款, 限定中国代表在一周之内给予答复, 否则谈判即行破裂。4月27日, 英国代表将“调停约稿”11条作了部分修改后, 抛出了一个《中英藏条约草案》11款。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中国政F对西藏拥有的主权, 把西藏变成英国的附属国。如果规定西藏对外虽然仍为中国政F所领导, 外藏实行自治, 实际则为独立国家, 外藏全部权力归中国西藏地方政F。西藏按所附之图划分为内藏和外藏, 中国在外藏不得派驻军队, 不得将西藏改为行省, 西藏不派议员出席中国国会, 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英国承认不兼并西藏任何部分。中国政F在拉萨仅设1个代表, 卫队人员不得超过百人。中国政F不得与西藏立约, 英驻藏官员可随时带卫队赴拉萨。在经济方面则垄断掠夺西藏各种资源财富和规定给英国以最惠国待遇, 西藏境内所产原料及制成品, 不得租给任何外国人经营;废除1893年和1908年订立的通商章程、中国西藏政F允许与英国政F议订通商章程等。更为阴险的是英国在划分内外藏的附图中, 不仅将许多早归内地4省管辖的藏族地区划入内藏, 并在这条界线之南端向西南拐弯, 划出一段印度与中国云南和中国西藏地区的边界, 这是用蒙混手法, 企图霸占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大片土地。从上述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这11条与夏扎所提的6条的内容完全一致,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妄图明确西藏为独立的国家, 切断西藏地方政F与中国中央政F的一切联系, 并将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作为西藏的一部分, 从中国分裂出去, 从而达到排除中国政F对西藏的主权。同时, 英藏代表背着中方代表, 私自在草约上先行签字, 然后强迫方代表范签字。在4月7日的会上, 陈贻范坚决反对英方草案, 他坚持要在条约文本内明确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对此, 英方做出了“让步”, 同意在附件上而不是在正式条约草案的文本内加上“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词, 要求中方立即签署条约。在此情况下, 陈贻范见英、藏代表已草签, 担心不答应草签会给中国中央政F带来重大损失, 于是私自违背了中国中央政F指示, 擅自于4月27日在草约和交换文书及所附地图上签了字。但在草签前, 陈贻范郑重声明:“画行 (草签) 与签押 (正式签字) , 当截然分为两事”, 正式签字“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 我“将本日会议情形, 即行电京, 接有复电, 立即转达”, “如政F不认, 尚可作废”。此点英方表示同意。陈贻范草签完之后, 当天向中国中央政F汇报。中国中央政F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的电报后, 于28日复电:“英员仅许以一隅之地, 划归青海, 迫我承认, 殊堪诧异, 执事受迫画行, 政F不能承认, 应即声明取消。如英专员愿意和平续商, 仍应接议, 中国固不愿遂行停议也。英专员如何答复, 速电外交部”。陈贻范根据中国中央政F指示, 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 并于7月3日的会议上严正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 中国政F一概不能承认”。同日, 外交部又致电驻英公使刘玉麟, 饬令其向英政F声明:“陈画行未奉政F训令, 陈使为势所迫, 以个人不正式之画行, 本政F不能承认”。北洋政F国务院又将此事电告驻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陈贻范未奉政F训令, 贸然画行, 错误已极, 万难承认, 已由外交部电饬取消矣”。5月1日, 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会晤英使朱尔典, 重申中国政F不承认画行的立场和理由。《西姆拉条约》的内容和中国代表草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 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反对, 尤以新疆、四川、青海、云南诸省的督抚长官及群众团体为烈, 痛斥陈贻范“庸臣误国, 良可痛心”。袁世凯政F鉴于众怒难犯, 一方面电示陈贻范, 另一方面于5月1日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 声明界务一事不能承认。袁世凯政F再次指示陈贻范不要正式签字, 同时向英国驻华使馆递交了一项备忘录, 声明陈贻范的草签只是他个人的行为, 是无效的。7月3日, 正式签字会议召开, 麦克马洪还极力推销他的草约, 他对中国代表陈贻范说:“所议约稿, 可称公允。均属中、英、藏解决藏事之唯一办法。”“问陈贻范能不能签字?”陈贻范答复说:“我奉政F训令, 不能签字”, 并奉命向本会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条约, 或者类似之文件, 本国政F一概不能承认”。在遭到中国政F代表陈贻范拒绝签字后, 当天晚上11时, 英藏代表就《调停约稿》单独签订了非法的《西藏议约》, 即通称的《西姆拉条约》, 同时还鉴定了《英藏宣言》 (以又称《声明文件》) , 作为《西姆拉条约》的附件。同日, 还鉴定了《英藏贸易条例》11款。根据这一《条例》, 英国在西藏的商埠享有治外法权, 免征关税, 控制了藏印边境的贸易和交通要线。中国中央政F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F。7月3日和7日, 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照会英国政F:“中国政F不能擅让领土, 致不能同意签字, 并不能承认未经中国政F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 或类似的文牍”。至此, 英帝国主义精心筹划、极力压制中国中央政F代表, 私下秘密交易的“西姆拉会议”宣告破产, 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仅由英帝国主义代表和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签字, 而中国中央政F代表拒绝签字, 这违背了国际法之规定, 其非法性、无效性一目了然, 但《西姆拉条约》作为英帝国主义勾结中国西藏地方代表侵略中国、分裂西藏的历史性罪证, 昭揭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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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印边境战争的简要经过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开始, 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 整个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0月20日至28日) :10月20日,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以突袭方式发起反击。在东段清除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的入侵印军。24日, 中国政F发表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等三项建议的声明。28日, 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止对印军的反击。但印度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 并进一步积极策划继续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第二阶段 (11月16日至21日) :11月中旬, 印军继续调集重兵, 再次向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在东段, 清除了西山口、邦迪拉、瓦弄方向及米金、梅楚卡、都登等地的入侵印军和据点;在西段, 清除了班公洛地区的入侵印军和据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由印度的侵略挑衅引发, 以中国进行正义反击而胜利结束。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 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中印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 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央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 英勇战斗, 以较小的代价, 取得了重大胜利, 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打击了印度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也有力回击了国际反H势力, 打出了国威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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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印边境战争的当代启示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 MZD和中央军委在战略指导上, 坚持军事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 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

  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关键是以高层互动, 增进彼此战略互信, 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发展, 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发展中印关系意义重大, 前景广阔。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印双方应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密切高层交往, 挖掘合作潜力, 推动中印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主席曾强调指出, “双方要发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作用, 保持高层互访和接触, 加强各层级交往”。以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印和莫迪总理2015年访华为标志, 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 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重要进展。高层互动, 增进彼此战略互信的政治生态在加强, 中印双方应一如既往, 继续加强往来, 增进彼此战略互信, 为积极推进发展中印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携手并进, 主动作为, 促进互利共赢。同时, 实现中印共同安全的双赢前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模式是超越安全两难的最佳途径, 这种模式可称为“共同安全模式”。中国主张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中印两国欲实现共同安全、缓解两难局面, 唯一的出路在于加深理解、消除隔阂、摒弃历史包袱。具体而言, 中印双方需要不断深化和扩大交流, 增进信任, 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建立和完善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机制, 全面开展战略合作与安全对话, 推进安全合作, 建立安全领域的信任措施机制, 建立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的新的安全合作模式, 实现中印共同安全。这种安全合作模式强调一国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时都要考虑邻国的安全, 通过合作谋安全, 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在新的安全合作模式中, 中印双方能够满足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战略利益, 更能实现相互安全, 边界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大愿望。

  解决边界争端的最好方式是和平协商。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原因。MZD说过, 这一仗, 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的稳定。事实上是相对稳定了数十年, 期间虽然有过几次摩擦和冲突, 但都控制在很小范围内得到及时处置。这说明, 中印关系虽然错综复杂, 有着多方面的分歧和矛盾, 但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 和平解决争端不再只是中方的愿望, 已经成为中印两国高层的共识。中印两国先后建立了边界问题联合小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中印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要充分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 不仅可以使双方共同努力, 加强边境事务磋商合作, 完善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 还可以开辟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理性管控边界危机的路径。发挥好这些机制的作用, 就要坚持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 寻求早日谈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框架。在边界问题解决前, 双方应充分发挥好涉边机制作用, 切实落实中印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相关协定及《中印边防合作协议》,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同时, 积极推进中印边界谈判, 就边界问题、双边关系和有关国际地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坦诚的沟通, 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通过谈判, 不断促进中印边界谈判保持积极势头, 有效管控边界争议, 保持边境地区总体和平稳定, 并促使双方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 本着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积极态度, 在已有谈判成果基础上, 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继续推进框架谈判进程, 争取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 妥善管控处理争议, 加强边境事务磋商, 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为不断发展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友好协商方式推动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 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通过谈判, 有益于双方都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并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要妥善管控争议, 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就中方而言, 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目前中国已经与14个陆地邻国当中的12个通过双边谈判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 划定了约2万公里长的边界线, 占到中国陆地边界线的90%。历史与实践都已证明, 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议是行之有效的, 也是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所倡导的。中方愿意并希望同印方继续共同努力, 通过友好协商方式推动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 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双方必须从战略上稳步推进, 积累政治互信, 通过和平协商, 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赢”方案, 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顶端] 2018-01-08 17:08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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