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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我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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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夏商周文明新探》,作者江林昌,李学勤弟子,“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组秘书。这本书是该工程的最新成果总结。我看了一遍,感到大概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关于西周,工程的成果主要建立在武王克商的考订上,用了古文献、考古的成果,但对西周共和以前的周王年谱仍没有拿出明确的结论来。武王克商时间下启西周,上承殷商,意义很重大。工程利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和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夫人墓葬遗址的碳十四绝对年龄测定,再结合天文学里“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出自《春秋》)的日食记录,并结合琉璃河遗址里出土的甲骨片中“成周”两字,晋侯墓葬里的青铜编钟的铭文,膳夫山鼎、1996年出土的虎()盖上的铭文,比较明确给出了武王克年代在前1044年。

二。现给出的商朝整个时间为554年,与原来文献说的六百多年略有出入,我以为这一部分的成果最大,也最确切。除了利用了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前辈学者的成果以外,也有今人的工作。

三。夏年代的确定。这部分的问题比较多,所掌握的资料不多,重点在确定禹伐三苗的年代,因为商年代的积年和终年、始年如果认为确定,则主要问题就在夏的始年,按文献载,禹伐三苗后不久,禹便执政,便可认为夏的确立(严格讲来,应以禹之子启登基之年作为夏的始年),主要利用文献《墨子。非攻、兼爱》、《尚书。尧典、大禹谟》等,但这又涉及到上述文献所据史实的真伪,关于《墨子》,1957年信阳出土的长台一号竹简,用李学勤的研究,判断所据《墨子》的内容基本属于原作(或至少是战国时人作),由此再用《非攻篇》里叙述的禹伐三苗时的“日妖宵出”,用美籍华人学者彭迭均的天文研究以确定禹苗战争时的天象发生时的日期。但即使《墨子》确为墨子时代人写的,仍然存在其所述场景为传说,因为墨子时代上距禹时代已有一千七百多年。那么,也就只能大致猜测《尚书。尧典》是商或比其更早的典坟,最多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判断《尚书。大禹谟》确是战国人所作,而不是疑古派人士认为的是汉人伪作。另外,也考虑了〈竹书纪年〉所引史料的真伪,但还不能由此得到禹伐三苗的叙述是“亦属可信”。
    其次,又研究了社会制度和三苗的活动区域,但所据还是在文献里,而这些文献所据史实真伪除了前面的以外,却一笔带过。
再次,就是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里王城岗、茶店子等遗存的骨头作绝对年龄测试,基本数据集中在前2200到前1900之间,跨度不小,以天文数据加以筛选,得出五个从前2100到前1900的数据,再根据文献所载几个供选择的夏朝积年数:471、472、432、431、500,确定了前2104为禹苗之战年代,最后定夏开国年代为前2071。
    但又回到夏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目前只能用间接判断--从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宫室,与郑州商城遗址作规模上的比较,可以确定为宫室,而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龄测量为早夏,由此断为夏的宫室,夏也就存在了。

四。下面,我谈谈几个大家感兴趣的有关夏存在的问题。
(一)先秦文献的真伪问题。
    最著名的是今古文《尚书》的争论。大家知道,自从秦火以后,先秦典籍绝大部分损失了。汉初,诏天下搜寻残存的典籍,其中有一个叫伏生的老头,是秦时的博士,在汉初是一个孔子似的学者,教授学生,但那时已九十多了,他熟读先秦典坟,但那时已不能写,只有其女能理解他的语音,于是便由他口授,女儿解读,晁错笔录,以当时的文字,即汉隶写下了他所背诵的《尚书》,由于该文献是由时文记录下来的,故称今文《尚书》。后来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居的墙壁,发现夹壁里藏有一些先秦典籍,其中有《尚书》,然而,这本书是由蝌蚪文写成,当时一般学者看不懂,由伏生的学生孔安国翻译了出来,故称为古文《尚书》。两种《尚书》之间存在着差距,古文比今文多25篇,加所谓《孔安国传》共59篇。于是便有谁更准确,或者谁是伪作的争论:支持今文的认为,古文是东晋元帝时,由豫章内史梅绩所献,当为伪造,宋吴域(木旁)、朱熹都持怀疑态度,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力辩东晋晚出《尚书》与所附〈孔安国传〉伪。支持古文的则认为,今文是由一个九十多岁,话都说不清楚的老头口述的东西,而且他女儿的齐语和晁错的颖川方言间不同,晁错却不知,不过理解十分之二三而已,鬼才知道准不准确?到了清代,争得更欢了,自乾嘉以后,学界对所有古代文献都进行了考据、整理,也就是首先怀疑它们或某篇文献的部分是否是真实的,通过对现存不同版本的同一文献的内容的比较,以及对涉及到其内容的其他文献的比较,以鉴定其真伪,剔除掉假的,保持经鉴定后认为是可信的部分或全部,这种方法在当时来说,是科学的,不足之处在基本方法在于从文献来到文献去(也使用了少许考古资料,如先秦铭文、墓志铭等),所以是不完全的。降至晚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皮锡瑞等简直把《尚书》、〈周礼〉、《左传》等一律斥为伪书。其中,康有为力辩古文〈周礼〉为刘歆苇伪造。因为〈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谷梁〉里,后人考出〈左传〉系古文,故〈左传〉也被怀疑为伪作。
    再到了五四以后,以顾诘刚为首的疑古派更进一步把所有先秦古籍摆到了后人伪造的怀疑上。顾使用西方学者的科学方法,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看待先秦古籍有它进步的一面,它破除了传统社会学界的泥古、信古的迷信,然而,顾等把他们的方法沿着资料不足的分析方法上走到了极端,这就错了。史学家金毓黻早在疑古派压倒声音的时候,于1938年(《中国史学史》)就清醒地指出:“今考二十八篇(指《尚书》里被疑古派斥为“伪书”)中之《盘庚》,唐人称为结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也就是说,金相信先秦文献里不但有真正来自先秦的文字,甚至也含有来自殷商的文字,这种观点我是同意的,当然,我们还应该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对先秦古籍的内容作判断。
    最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五四以来疑古派对先秦古籍建立起来的全部推倒的阴云,大量先秦墓葬出土的竹简、陶器、金器上的文字都证实了汉后流传的先秦古籍就整体来说的真实性,不排除个别篇章和在内容文字上假错。
    关于“伪作”,伪作是存在的,但先秦文献里含有错误的文献并非全部来源于伪作,有些是来自相互传抄时的衍错。即使对于刘歆,也得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不可能出现他纯粹是一个古文献的作伪者,也不应该认为司马迁在写先秦史时纯粹使用传说资料,他写先秦史时,使用流传的文字资料的可能性并不小,例如,通过甲骨文卜辞的证实,发现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对殷王的叙述基本是对的,这说明了司马迁著作时的严肃态度和《史记》和其他先秦典籍中的确含有确切的史实。现今学者也认识到即使伪作,也含有可能来自于真实材料的内容,所以不宜一概否定。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在使用先秦古籍在考证夏商周历史时,就可多少利用其作为参考。但是,参考归参考,必须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总之,应该给出符合逻辑的,有坚实事实基础的根据进行夏商周断代的研究。
[顶端] 2018-11-08 15:1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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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里头遗址简介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郾师市西南9公里的洛河边,遗址面积很大,东西长3公里,南北长3公里。文化内涵丰富,包括有文化层、灰坑、墓葬、大型建筑台基,小型房基,铸铜遗址。二里头三期遗址中有两座大型宫殿,一号宫殿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在一万平米以上。殿堂南面有一块开阔、平整的空地,殿堂四周绕着一周廊庑,有门。一号宫殿东北约150米处,是二号宫殿,东西约57.5米,南北约72.8米,遗址包括北、东、西墙,也包括廊庑、台基、甚至大墓,因此被判断为宗庙,而一号宫殿则被判断为王宫。
    二期遗址里有铸铜遗址,出土有大量青铜工具,墓葬里则出土有兵器和礼器,另外,在出土的陶器上总共发现了24个刻画符号,其中部分和文字近似。青铜礼器的形状和纹理和殷商出土的礼器有类似之处,只是粗糙一些,简单一些。
    国内考古界认为,鉴于二里头遗址具有宫殿、祭坛和青铜器,鉴于绝对年龄的测量结果,鉴于与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禹启时代的遗址)比较的进步性和文化上的联系性,认为是夏中期以后的都城。
    从文献上看,禹都于阳城,禹、启都于阳翟,太康、少康而后,夏诸王都于斟寻,国内史学界认为二里头可能是斟寻,因为其傍洛水,与文献所述相近。
[顶端] 2018-11-08 15:18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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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文字之迷

    至今未发现完整的,成体系的夏代文字体系,因此夏之存在被西方学者怀疑是有道理的。非但如此,甚至未发现殷商卜辞里有任何涉及夏的叙述。
    1953年,在郑州商城东南的二里岗早商遗址处,先后发现一片龟片和一片动物骨头,龟片上面刻了一个状如“屮”,骨片上刻“又屮土羊乙贞从受十月”10字,与殷墟书契类似的早期甲骨文,而且,这10字的语法结构和用法很象殷商书契的写法,由此可断商早期已有成体系的甲骨文了,也说明殷墟甲骨文有祖先可承接。
    在王城岗被认为是早夏遗址里发现一块黑陶片,上有一奇怪的很类似于殷墟文字的字,被李先登辩为“共”。我的问题就从这里冒出来了。
    上节提到二里头遗址里发现的24种符号,如果这些符号里有些是文字,那么,它们应该下启二里岗到殷墟甲骨文字,上承王城岗文字,然而,王城岗文字(或符号)很象殷墟文字的笔画,可是,比它晚的,而且怀疑为夏宫的文字(?)反而不象殷墟文字的笔画,我觉得二里头符号比更简捷,即笔画更少,也就更抽象,这是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的。
    怎样解释二里头所发现的24种符号的意义呢?在江林昌的书《夏商周文明新探》里,没有一句话解释这个问题,反而结论似的一笔统而概之地把24种符号的发现作为文明的标志,无论如何,是不严肃的态度。想来他的老师李学勤先生也没有作过更深入的考虑。
    最令人奇怪的是,据说是早夏王城岗遗址那块陶片上的“共”字,竟被确定为先用毛笔书写在陶胚上,然后烧结而成。这就涉及到毛笔的发明年代的考据问题,据汉以后著作的《物原》称:“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而世传毛笔为蒙恬所造,那么,到底毛笔造于何时,倘在早夏时就有了(“共”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则其文明应该相当发达,何至于至今未曾发现成系统的夏代文字?这方面,上述未有只字提及。
[顶端] 2018-11-08 15:19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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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起源不同路径问题
    江林昌的书《夏商周文明新探》还谈到两种文明起源的不同路径问题,他的立场估计代表了国内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也代表了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部分学者的看法。长期以来,国内史学家一直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态的归属争论不休。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内史学界必须服务于政治需要,他们按照党的意识形态框框,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框,以郭沫若为代表,把古代中华文明也按马克思提出的西方历史演进的规律,即原始GC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GC主义社会这样一条发展规律来套。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五四时期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一辈学者所坚持的中华古代文明特殊性观点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道理,与此同时,西方新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方法,也影响了他们的思维,这个立场便是以黄仁宇为代表的所谓服从于生产发展的社会组织结构方法,这个方法隐含了人类社会一定要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去的必然规律,换句话说,两种不同的分类规律,都导致了同一个点--资本主义社会,只不同在,马克思的学说还有下一个目标,而黄仁宇则不谈未来。
    然而马克思是冷静的,他自己从未把他总结的历史规律强加于中华传统文明上,他称东亚文明叫住“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声称自己所知不多。由此看来,中华文明也要循着马克思所指明的规律发展,纯粹是中国GC主义历史学者结合中国历史的发现。文革以后的主流历史学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不太走偏官方的意识形态调子,就拾起了原来官方理论界刻意回避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这一点上着手,他们勾画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轨迹,他们把眼光局限于“起源”上,也就是说,起源以后一阵儿,还是要返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去,比较“右”的中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大概想把方向盘转到黄仁宇所指明的道路上去。当前中国历史学界这样的研究现状,从江林昌作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总结的书上可以窥探出端倪,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其眼光的局限性。
    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思考,得力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形态时说:“文明使一切已经确立的分业加强、增剧,尤其是更激化了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国家和氏族制度区别的所在,第一是在于它由领土以区别国民,因我们已经见到,团结氏族的血缘关系之旧纽带…已经变成没有效力。领土还是一样,但人类已变动…这个按照地域的住民组织,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特色。”
    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里,侯外庐认为东方古代社会,“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却不容易和土地联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侯外庐进一步指出:“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氏族王侯是它的‘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没有私有制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了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这里,“古典的古代”就是马克思定义的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它可以追溯到古代苏美尔所开启的两河文明。由此,侯外庐就以维新和革命区分开了两种不同的文明起源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这两种文明起源方式的观点是中国历史学界在文革以后突破思想束缚,实事求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崭新起点,它与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态度是一致的。张光直结合西方学者注意到美洲玛雅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若干相似处,试图把中国上古文明和玛雅文明归入成一类,这一类还包括了江林昌说的古印度某些部落、古代克里特,以及印加文明。张光直认为:“玛雅从史前到文明的转变也没有牵涉到技术上的突破…”。具体说来,在纪元前四千年末到三千年初,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先进入青铜时期(R.F.Telecote, "History of Metallurgy", 1976),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还是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雅。布伦诺斯基,《科学进化史》,114,2002,海南),直到统一的阿卡德帝国建立以后,从萨尔贡开始,才出现了把青铜用在大规模的沟渠水利建设里,萨尔贡(前2291-2236)时代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大约再晚两百多年或更长,中国才开始了铜石并用时期,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小型非水利工程青铜工具上可以知道。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看,即青铜工具在统一文明地区是否大规模用在农业或水利建设上判断文明的起源路径上,则张光直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同玛雅一样,殷商时期,青铜制品主要还是用到宗教祭祀上(可是玛雅并未使用铜,而是使用金银)。
[顶端] 2018-11-08 15:20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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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为什么青铜制品直到殷商,也未能大规模被用在水利或农业建设里?林的书没有继续讨论。史载,禹很注重沟渠建设,那么为什么不把青铜工具用在水利建设中?一个解释是中原地区缺乏铜矿,事实上,考古发掘发现,夏商时期的主要产铜地区都在南方。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考查西亚文明,就会发现,古代两河地区“本地并没有金属矿藏,而且缺乏硬石料和好木材”(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206,1999,社会科学),一般认为,铜最早出在伊朗西部或高加索地区,西亚早期城邦文明时期的铜可能来自阿塞拜疆或阿美尼亚,随后,才从小亚细亚、塞普路斯和南方的阿曼运来。这样看来,两河文明的大量青铜原料大约得力于纵横密布的水网上繁荣的货运,而唐虞、夏商时代的中原却缺乏南北纵向联系的河流(汉水可能是唯一的,但那时行船风险不小,可是两河却水流缓慢,利于航运),由此看出地理条件对文明的早期形态有很重大的影响。
    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江林昌指出,中国上古宗教祭祀里的“社”,即如良渚文化遗址里的祭坛,都是无屋而面天,《白虎通义》“社无屋何?达天地气。”,类似的遗址也见于春秋时期成都羊子山大型祭坛,即所谓夏商周“封土为社”。这些露天祭坛把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直接引导向抽象的天地、道、气的概念,虽然中国人也祭祖,但祖宗在上古时代,却含糊在神和纪念意义之间,更多的意义在通过祭祖,强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制度,因此严格讲来,祭祖既不是宗教礼仪,也不是迷信,它是附属在祭天形式下的实用礼仪。不象西亚、埃及、希腊、罗马,前两者以动物元神,后两者以人格神作为崇奉对象,即使玛雅,也是以太阳神作为主神。固然中国也有个太阳崇拜,也有过人格神崇拜,如蜀国的蚕神,但是它们都不是主要崇拜,主要崇拜的,还是“天”,这个抽象的“规律”,它控制着万物,国家兴亡,个人命运,它的“灵气”才衍生出其他的山神、水神,或者吸天地之气的王子乔,或者食灵药的嫦娥,或者千年修炼的老狐等等。它可以通过郊祭指望给国家、家族降福消灾,也可通过预卜去测知事件的结局。
    因之,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道”蕴涵了泛神意义的主宰,后来的儒家不过把它具体到人生和国家制度的道德实践,而巫、道则把它细致化到生活的各方面,这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宗教崇拜和哲学精神,也不同于玛雅的具体而不抽象的太阳崇拜。
    这样蕴涵着万物有灵的文明形式,其神秘主义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艺术、文学创作,它并不强调工具理性,我以为是一个非但与西方古代文明不同的形式,如果玛雅文明不死亡,也不会走着和它类似的道路。因此,倘若地球足够大,地域之间隔绝得足够,则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还有其他更多的文明,将发展出形形色色的道路,如同地球上繁花似锦,种属万千的生物世界一样,而未必要马克思、黄仁宇辈为它们替天答卜。

    这就是我看江林昌书《夏商周文明新探》最后的感想。
[顶端] 2018-11-08 15:21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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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吴光泳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發言,政F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不利于统战,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 此帖被日出印象在2018-11-08 16:39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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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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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2018-11-08 15:56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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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發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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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 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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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学科结合”质疑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何炳棣、刘雨先生认为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椐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鲁周公世家》打通,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 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994 BC,而不必拖长到2070 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工程”一位成员自我介绍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的负责人和主要承担者”。实际上学术界并不了解此人对“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有什么研究,而且此人因剽窃文物资料被著名学术杂志通报批评,更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用人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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